2月17日夜至2月18日凌晨，短短6個小時內，5名年輕的民輔警在嚴查酒駕時不幸犧牲。

民眾在痛心惋惜之余，異常憤怒。不僅因為肇事者的無法無天，也因一些奇葩的網絡評論（如“查酒駕太嚴苛才導致沖卡”），屬實沖破了大眾認知的底線。

部分網絡評論

自2011年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第二十二條正式施行以來，“醉駕入刑”早已深得民心。然而近年來，網絡上不斷有聲音為酒駕者洗白，質疑設卡盤查酒駕的警察，甚至為網紅沖卡行為打氣喝彩。所幸這些顛倒黑白的觀點，除了惡心一下大眾，似乎掀不起多大風浪。然而，有一種聲音更隱秘晦澀——他們并沒有如部分網民般“旗幟鮮明”地為酒駕醉駕者開脫，卻期望引導輿論、在法律層面改造“紅線”。

01

2022年底，某市政法機關年度“十大創新項目”評選活動中，某檢察院以“醉酒型危險駕駛案件3+綜合治理新模式”參選。其主要事跡為“2022年該區檢共辦理醉駕案件448件，其中不起訴146件，不起訴率為32.6%”，此舉為該檢察院“落實醉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”的“改革范疇”。

近1/3酒駕案件不訴不拘，屬于醉駕改革舉措？這讓人難以理解。

更驚人的數據是，2018年至2021年，某經濟強省的檢察機關在辦理醉駕案件時，不起訴率分別為37.3%、42.7%、48.6%、48.9%。

“這事兒我們也想不通啊！”一名交警告訴我，“檢察院還冒出一些人說‘這個合（地方）法’啊，‘這個才具有實際操作性’什么的。那我們嚴查酒駕有何意義？”他越說越氣。

誠然，在此次調查采寫中，筆者深深察覺到一種說不明道不清的分裂態勢：

一方面，是公安部交管局在全國部署酒駕醉駕集中整治行動，是無數交通警察、民輔警“白天+黑夜”“突擊+設卡”地筑起了守護民眾安全出行的隔離帶，是遵紀守法的中國民眾在踐行“喝酒不開車、開車不喝酒”的底線。

另一方面，是某些檢察院能將全年1/2醉駕案件不訴不拘；是某些法院一個會議紀要便將《刑法》統一的醉酒標準80毫克/100毫升，在實務操作中放寬到170毫克/100毫升；是個別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用“經濟懲罰”或“社會勞動服務時間”替代監禁刑甚至死刑。

例如，某朱姓代表已連續兩年公開呼吁“取消醉駕入刑”，他在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的議案也都與醉駕相關：除了建議取消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外，另一份則是建議建立醉駕罪犯罪記錄封存制度，幫助犯罪人重返社會。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：“取消醉駕危險駕駛罪可以讓法律多一份人情和溫度，也可以極大降低犯罪率”。

這些話當時在輿論場上引發軒然大波。

朱代表的提案引發巨大爭議

在調研采寫中，筆者發現，呼吁取消或修改酒駕醉駕相關法規條文的群體中，不乏律協知名律師、名校的法律教授和司法部門的精英骨干。他們的理由主要包括“醉駕入刑效果不符預期、有違初衷”、“不符合罪刑相適/寬嚴相濟原則”、“醉酒認定存在機械司法的問題”等等。而這些理由未必契合民眾樸素的正義觀。

02

“醉駕入刑”第一案為“孫偉銘醉駕案”，被告孫偉銘醉酒駕車，先后與4輛機動車撞擊，造成嚴重傷亡。

此案及同類案件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，為響應民意并遏制“醉駕”，全國人大常委于2011年將“醉駕”納入了《刑法》處罰的范圍，只要達到了“醉駕”標準，一律按照刑事犯罪立案。

當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/100毫升，小于80毫克/ 100 毫升的駕駛行為，即屬于飲酒后駕車，也就是老百姓俗稱的“酒駕”；當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/ 100 毫升，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即為醉酒駕駛，也就是老百姓俗稱的“醉駕”。

部分專家學者和政法人士認為，“醉駕入刑后，酒醉駕交通事故總數仍然居高不下”、“醉駕入刑并沒有起到有效遏制此類行為的效果，現實已偏離了初衷。”

我們把時間線稍稍拉長：“醉駕入刑”前的五年,即2006年5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,全國年均因酒駕、醉駕導致交通事故6602起,造成2972人死亡、7181人受傷；“醉駕入刑”后的五年，即2011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,全國年均因酒駕、醉駕導致交通事故6013起,造成2569人死亡、5888人受傷。

乍一看，數據下降得并不明顯，專家說的似乎有點道理。但這種對比忽視了2011至2017年機動車數量、駕駛人數量分別激增了49.6%和80.6%的事實。此類對比更模糊了一個大背景：2011年至2022年，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從2.24億增至4.17億，機動車駕駛人數更是翻番，從2.35億增至5.02億。

盡管機動車及駕駛人數量暴漲，近十二年來，全國因酒駕、醉駕導致的一般、較大以上交通事故數卻在下降,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量明顯減少。全國交通安全形勢的總體穩定，即使不能全部歸因于“醉駕入刑”，但其作用也不容否認，何來“效果不符預期”之說？

“醉駕入刑”或直接或間接挽救了眾多無辜生命，給全社會提供了出行安全感，正是充分體現了“堅持生命至上”的立法初衷。說其違背立法初衷的律法精英們，“初心”何在？

03

再說說部分專家提出的醉駕入刑“不符合罪刑相適原則”、“過于嚴苛”等問題。

2019年至2022年，全國法院審結危險駕駛犯罪案件總數高居刑事案件首位，占刑事案件總數的25%以上。對此，有專家認為：

“在處理上較為嚴苛、有失均衡”； “凡是受過刑罰的人，本人和子女在報考公務員、警校、軍校或在安排關鍵、重要工作崗位時，難以通過審核由此失去了國家信任，事實上喪失了國民待遇”。

就部分地區出現“調整標準”、“實務放寬”的情況，某法學教授認為“酒精吸收速度在個體之間差異可達2-3倍，故《刑法》規定的醉酒標準存在漏洞”。他提出“事實醉酒”概念（即以行為人飲酒后的安全駕駛能力為標準判斷其是否處于“醉酒”），并表示“我國醉駕犯罪形勢已發生了變化，有必要有條件轉變醉駕案件中醉酒狀態的認定規則” 。

同時，網上也有部分網民就此“不斷發聲”，要求“寬嚴相濟”、“精細化管理”、“彰顯人文關懷”。

部分網友評論

法律是什么？它是不可觸碰的底線。無論立法還是司法，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群眾和受害人，保護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利益。

那誰才是最大公約數？

是那些文明駕駛、“酒后拒駕”的司機，是需要安全出行、以億為單位的普通民眾。討論“醉駕入刑”是否嚴苛，不能只談醉駕者的“權益”，而漠視被害人和普通民眾視角——那些已經無辜死去、無法發聲的人，以及更多可能因為法律松動而喪身車輪下的人，都不能被忽視。

而那些同情酒駕者、醉駕者的網民有沒有想過，“用經濟懲罰替代監禁刑”的建議一旦通過，未來勢必激勵更多“用錢平事”的案例——如肇事司機宋某某，當他撞死四名兒童后，毫無畏懼地說“再撞死兩個也賠得起”！

有沒有想過，“用公共服務時間換取免訴免刑”一旦鋪開，誰能監督執行？

有沒有想過，那些酒醉駕司機并非只有“司機”這一個身份，而正因有了“醉駕入刑”的約束制裁，才能讓涉案權貴與普通群眾實現事實上的平等。

“法律松一點，下面垮一片。”一位路政執法者對我說，“在醉駕入刑的高壓態勢下，尚有如此多存在僥幸心理、對人對己不負責的司機，提高入罪門檻，只會助長僥幸心理，也讓部分權貴更加肆無忌憚。”

再按另一些專家的設想，用“事實醉酒”取代“規范醉酒”，將危險駕駛罪修改為“醉酒后，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駕駛機動車的”情況，將面臨何種局面？“事實醉酒”和“不能安全駕駛”本是一個主觀判斷，且不說為一線警察增加了執法難度，單就飲酒者而言已是極大的“松綁”——飲酒后打著“醉拳”仍堅持自己“沒事兒”的人還少嗎？

而醉駕入刑的震懾力就在于此，不管是否發生事故、《刑法》不以駕駛者當時的意識狀態來判定，而是依據駕駛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。沒有了剛性標準的強制力威懾力，有多少人會不顧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鋌而走險？而全社會文明駕車的共識一旦松動，公共安全必將面臨嚴峻挑戰。

對此，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李翔認為：犯罪數量多，不是廢除或提高入罪門檻的理由。如果以情節顯著輕微為由給醉駕“松綁”，會讓支持“從重治醉”的公眾感到困惑，因為它留下了一個模糊地帶，可能被某些惡意人群鉆空子。

他援引數據指出，至2020年，每排查百輛車的醉駕比例比醉駕入刑前減少70%以上，側面印證微罪入刑起到的良好治理效果。而“醉駕刑”的附帶后果，正是醉駕反映出行為人不具有從事相應職業（公務員、警察、軍校）的政治素養和道德品質，所以才是相關單位必須考量的標準之一。微罪入刑具有正當性，在堅守法益保護和比例原則的前提下，可以充分發揮刑法在社會治理上的兜底功能。

04

最后談談“人文關懷”。

一個“飽含人文關懷”的案例令交警阿藍印象深刻：2022年，某市檢察院公開宣傳某“法亦有情”案例——姚某酒駕被交警查獲，區檢察院宣告不訴，姚某老板攜姚某向檢察院贈送“法亦有情 溫暖人心”的錦旗。

據悉，當晚姚某酒精含量為144.32，早就超過80/100ml的醉駕標準。檢察院不起訴理由是“情節輕微”、“初犯偶犯”、“如實供訴”、“急于去看望暈倒的父親（父親已送醫）”、“公司證明他工作踏實認真”。

“果不其然，評論區很快翻車了。”阿藍說，“隔壁法律精英們沾沾自喜自稱‘溫暖人心’時，大量嚴查醉駕的交警卻感到無比寒心甚至惡心。我相信民眾們也會感到害怕和焦慮。”

常年設卡排查酒駕的所長阿金越說越氣：“醉駕的刑罰是六個月以下的拘役，在刑法里已經不算嚴厲了。有些情況確實很輕微的，比如不自知吃了含酒精食物、停車場短距離挪車等，根據其情節在法定范圍內進行增減我也理解，但為什么那么多人直接免訴呢？抓了馬上取保，移送起訴后不訴，就代表寬嚴相濟了？”

一位法學教授解釋，“寬嚴相濟”是我國法律明確規定的刑事政策，它要求對同類犯罪行為進行區分，嚴重的從嚴打擊、輕微的從寬處理。他表示，在處理酒醉駕者時區分出酒精含量不高的、犯罪情節輕微的、認罪認罰的人，視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從寬處理的對象，由此作出不起訴或不移送審查起訴的決定，也是響應部分從寬的政策要求。

一位堅定的司法實踐派舉例：

“這是系統性的問題，包括考慮警力不足、監獄規模等。司法系統就是浪里淘沙，公安盡量多挖掘原沙，檢察院就是那個篩網，把大魚給捉了其余的小魚小蝦就放了，給他們個警示后繼續投身社會主義建設。但取消醉駕入刑就是網都不要了，沙子灑到哪個，哪個倒霉。”

對此，一位檢察官總結道：

“首先我表明我的態度——不能取消醉駕入刑，可以寬嚴相濟地使用，但達摩克里斯之劍必須隨時懸在這里。第二，寬嚴相濟是刑事案件的原則，它并非只針對酒駕，而是避免刑法盲目擴大后打擊面過大，比如自家停車場挪個車的、吃了酒精巧克力不自知的、代駕碰瓷的，這種危害性本身非常輕微，通通嚴厲打擊也不合適。第三，不訴不代表酒醉駕者不要承擔責任了，該治安處罰的治安處罰，該行政拘留的拘留。好多人以為不起訴就啥事沒有了，不是這樣的。”

此外，或許有人不知：目前我國法律對醉酒駕駛的規制除了2011年的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第二十二條規定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也在 2011 年 4月做出了相應地調整，加大了醉酒駕駛行為的行政處罰力度（第五條、第九十一條第二款）。

因此，對于黨員干部、公職人員來說，醉駕也意味著“雙開”。原本，公安部門要函告其所在黨組織和單位并向紀委監委通報，但是公安送檢而檢察院不訴，就意味著辦案的終止，而缺少了法院的判決，勢必產生很多可供操作的空間和漏洞。

不要等回旋鏢擊中自己時，才知道會痛。為“醉駕入刑”松綁，買單的可能是任意一人。根治醉駕仍任重道遠，嚴格執法必須持之以恒。

（本文受訪人均為化名）